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联系

 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。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、长期的历史过程。汉字和汉文、儒学、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。正是在“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,到公元4至5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,进入了文明阶段”(井上清:<日本历史>上册,第1页)。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,大批汉人从朝鲜移民(包括岛津家的第一代祖弓月君)日本,雄略天皇(457-479年)时期,在日本的大陆移民达18000人之多。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传播者。3世纪末,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儒家典籍《论语》十卷和《千字文》一卷传至日本。5世纪,日本贵族已经能够较好的运用汉字了。继体天皇7年(513年),建立五经(易、诗、书、礼、春秋)博士交待制度,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谙熟儒家典籍的汉学家,以后又增加医博士、历博士、天文、地理和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。到圣德太子时代(593-621年),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,全面摄取中国文明制度,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  
  大化改新以后,日本进一步大力汲取中国文化。自630年到894年间,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船,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和求法僧。其中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是日本留学生最杰出的代表。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7年,回国后在太学教授中国律令、典章制度,官至右大臣。阿倍仲麻吕19岁入唐留学,改名晁衡,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,73岁殁于中国。他精通汉学,尤其擅长诗文,与大诗人李白、王维、储光羲等交往甚密。753年,阿倍仲麻吕回国,讹传他在途中遇难。李白闻之,悲痛不已,作诗哭悼:    日本晁卿辞帝都,征帆一片绕蓬壶。明月不归沉碧海,白云愁色满苍梧。   诗中李白将阿倍仲麻吕比作明月,明月沉大海,人间顿失光明,天地无辉,人哭天愁,风恸云哀。可见阿倍仲麻吕在李白心目中的地位了。
  
  与日本大批留学生来中国的同时,也有不少中国学者、高僧到日本去传播中国文化,为中日文化交流作了贡献。8世纪中叶,年逾花甲、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,经过许多周折,历尽艰辛,东渡日本。他不仅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和汉学文化知识,还创立律宗佛教,为日本文化和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日本人民对鉴真的贡献给与极高的评价:“禅光耀百倍,戒月照千乡”。
  
  古代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,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,著名的《万叶集》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,因而成为“万叶假名”。用汉字作音符,书写很不方便。8世纪,留学生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--片假名,从此,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。后来,留唐求法僧空海(弘法)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--平假名。   奈良时代(710-789年),日本仿造唐朝教育体制创立了一套教育制度,中央设太学,地方设国学,各置博士、教授、助教,教授中国律令、经学、音韵、文学、书法和算术等科目。由于有了文字和学校,为文化的普及和繁荣奠定了基础。因而出现了天平(729-748年)文化的高潮。   8世纪初,日本先后编成两部历史巨著,一为《古事记》,一为《日本书纪》。前者共三卷,上起神代,下至推古朝,以日本文体为主,杂有汉文,其中歌谣和专有名词是用万叶假名写成的;后者三十卷,上自神代,下至持统天皇,采用中国正史体裁,用汉文写成,这是日本最古的两部史书。到平安时代(794-1185年),又先后编成《续日本书籍》、《日本后记》、《文德实录》和《三代实录》等史书,合称《六国史》。此外,还有一些地方志,如《出云风土记》、《播磨风土记》等。
  
  文学作品著名的有《怀风藻》和《万叶集》,前者为汉诗集,是贵族的文学作品,受六朝风格影响较强;后者是日本诗歌(和歌)全书20卷。8世纪中叶,由著名大诗人大伴家持(718?-785年)编修。知道11世纪才形成现在的体裁。   《万叶集》的作者包括各阶层的人,有贵族、僧侣、农民、士兵和妇女。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。   平安时代(794-1185年),日本文化逐渐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,由所谓“唐风文化”转化为具有日本特点的所谓“国风文化”。这个时代的文化作品体裁丰富多样,有和歌、物语、日记、随笔等等。《古今和歌集》全书20卷,共收集和歌1100首,文笔细腻、技巧纯熟、文字优美。   镰仓以后,武士成为社会栋梁,日本文化以反映新兴武土阶级的思想和生活为主,提倡武士美德,忠君守义,重名轻死。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有《新古今和歌集》、《保元物语》和《平家物语》等。历史著作有镰仓幕府的行政记录《吾妻镜》。
  
  16世纪以后,由于城市发展和大名领国独立性的加强,文化的世俗性和民众性日益浓厚。这个时期的文艺除了反映大名威武豪华的排场外,主要特点是反映新兴市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气息。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歌舞剧、诗歌以及风俗画等,如连歌、茶道、水墨画等的兴起。